时间：2007年5月14日

地点：中国音乐学院主楼313教室

主讲：杜亚雄

主持：姚艺君

整理：徐天祥

一、我为何研究中国乐理？

1、我小时候学西洋音乐。当时学校有很多关于西方音乐的唱片，我借了一张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唱片，在家里放。我父亲喜欢京剧，他听见了交响乐，问是什么？我说是《贝五》的“命运”主题。他说不好听，因为里面所有的声都是平直的，非常难听，必须加上摇声（示范，学生笑）。我当时感到很疑惑：父亲的音乐观念为何是这样？

2、后来我毕业了，到甘肃省京剧团排样板戏。大伙早请示晚汇报，京剧演员领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的时候加上摇声（示范，学生笑）。我说这样处理不对，声音不应该晃。后来有位梅兰芳的徒弟对我说：“小杜，你听他们唱得多好，太有味道了。直的不好，没有味。”他们的音乐感觉和我父亲一样。

3、“文革”中，我在样板团当指挥，经常和打鼓人合不到一起。我说：“马师傅，你的节奏不对。忽快忽慢是什么拍子？怎么打？”他说：“就应该这样，节拍严格呆板不变就没有京剧味道了（示范，学生笑）。节拍不变的不是京剧，是广播操。”当时我们有很多争吵。

后来我就逐渐明白：中西方音乐在音高、节奏等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当时还没有下决心搞中国乐理。1985年，国家安排我出访突尼斯。当时突尼斯音乐学院有位老师问我：“中国有没有自己的基本乐理，音乐学院教不教自己的基本乐理？”我说没有。他说：“我看也没有，你们中国花了大量钱搞西方音乐。”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要不然你们这么多人能在国外拿奖？我们突尼斯不搞西方音乐。谁要搞西方音乐，请上法国、德国去。贝多芬不是我祖宗，我搞它干什么？你放心，只要有德国人，贝多芬就绝不了，但我们的木卡姆谁来继承？我们就搞突尼斯音乐，就写突尼斯乐理，你回去好好想想吧。”

我回去进行了反思：突尼斯这么小的国家都有自己的乐理，我们中国这么大国家怎么能没有自己的乐理呢？我来搞。

研究中国乐理确实很不容易，从1985年到1995干了十年：看古书，去北辛庄采风。北辛庄有农民组成的鼓吹乐队，去做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1995年出版了《中国民族基本乐理》。这本书出版得很仓促。当时《中国音乐》的薛良先生（时年八十多岁，已得癌症）在中国文联当编辑。他问：“书写得怎么样？你赶紧写，我还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当编辑，得了癌症不知哪天就完蛋了。手里还有权，我还可以给你出。出了就是第一本，全世界第一本，帮你这个忙。等我死了，帮忙都帮不上。”后来我抓紧时间写，两个星期就写完了一本书。当然《中国民族基本乐理》写作出版得太过于很仓促，存在很多问题。

这本书一出版，不得了了。《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用三分之一的篇幅登了一篇文章，批评、骂，说搞什么名堂、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骗人等等。我觉得很自然，骂吧。中央院骂，美国人不骂。美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我把书寄到那里，他们找了一些专家评估，认为很好，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96年的奖——让我到风景秀丽的意大利度一个月的假，在那里的音乐研究中心把《中国民族基本乐理》的主要内容翻译为英文，在1996年印地安那大学的《欧亚年鉴》上发表。美国人很重视创新，他们当时发奖的理由是：不管这本书存在多少错误和缺点，但它总归是中国的第一本乐理。你们中国人骂，我们奖励，我们鼓励创新。

1999年，安如励老师请我给器乐系同学开一学期的中国乐理，讲授比较浅显的内容。后来讲稿以《中国乐理常识》为名在北岳出版社出版。

2003年我去了杭州师范学院。它的前身1908年成立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原来李叔同在那里教课，现在杜亚雄在那里教课。我为何去那里？当时杭州师范学院对这项研究非常支持。他们说：“杭州师范学院是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始的地方。现在我们支持你研究中国乐理，给与资金支持，开设这方面的课程。”2004年的《中国传统乐理教程》就是由杭州师范学院资助出版的。这本书的程度适用于本科生中国传统乐理的教学。

2007年，我又出版了研究生层次的教材《中国乐理》，今年元月份已经出版。下半年我们还要进行针对中学、附中学生的中国乐理教材。不断进行下去。他们校长很明确：没人教，杭州师范学院教，把课坚持上下去。以后谁想学中国乐理，就到杭州师范学院来。

二、中国乐理的几个最基本的概念

    我认为中国乐理共有十个基本概念：声、音、律，均、宫、调，拍、板、眼，谱。声音律、均宫调属于音高方面的问题，拍板眼属于音长方面问题，最后是乐谱问题。

1、声

声音现在是一个词，但在古代常常作为两个字分开用。古时候很复杂，声、音有时互通，有时不同。郑玄在《史记·乐书·集解》中说：“宫、商、角、徵、羽，杂比曰音，单出曰声。”“声”是个体概念；“音”是集合概念。12356是“五声音阶”，为何不是“五音音阶”？因为它是五个“声”合在一起、构成的那个“音”、排成“阶”，所以叫“五声音阶”。应该叫宫声、商声、角声、徵声、羽声，不能叫宫音、商音、角音、徵音、羽音。至少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互通的地方，说起来就复杂了。

2、  音

    数个“声”组织起来，构成一个集体则称为“音”。《乐记·乐本篇》中说：“声成文，谓之音”，是讲“把‘声’按照一定的关系组织起来，就叫做‘音’”。

《乐记·乐本篇》中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声相应”，很多“声”放在一起就是“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按一定规律变，才能是曲调。音阶不是曲调，得有腔、变起来，才成曲调，加上腔音的变化才能是“音”。例如北辛庄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一个老师傅说很多乐手吹得“有字没音”。我问：“什么叫‘音’？”他说加上音乐处理才能叫“音”，实际上是加上了“腔音”或“摇声”。现在中国古筝的很多乐曲保持了这个传统。

中国人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音乐观念？简单地说，汉语有声调：妈麻马骂。念错就出麻烦了。原来中国音乐学院有位韩国留学生，他去王府井玩，后来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找到警察，说：“我在sǐzhūyuàn住”，警察说：“你怎么会在死猪院住？”写下来一看，才知道是“丝竹园（sīzhúyuán）”。声调特别重要，外国人学汉文最麻烦的就是这件事情。我在布达佩斯教汉文歌曲，声调极其难掌握。用钢琴弹55学“妈”；弹35学“麻”；弹215学“马”；弹51学“骂”，很不容易。他们学55还可以；35只能分开唱，做不出滑音；215更难，分三下唱。为何这么难？我们的语言就是这个特点，腔音（摇声）是我们中国音乐最大的特点。

3、  律

    “律”是中国传统音乐中衡量音高的标准，《尚书》中表达得很清楚，“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共十二个，很难记。我常常采用这样的方法记忆：“黄家有个大太太，加在姑嫂中间了，又联合了一个很锐敏的邻家阿姨，打进了男方，都没有人敢应答。”这就是：黄大太，夹姑仲，蕤林夷，南无应。

唱名、律名有些时候很难记，例如do re mi fa sol la si。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七个唱名，但在李叔同的时代就很难记。沈心工后来建议他教学的时候用杭州话说“独揽梅花扫腊雪”，听起来很像do re mi fa sol la si。印度音乐有七个唱名：sa re ga ma pa dha ni，也很不好记，实际上记住“沙里的那个小马是很害怕大尼的”，这样就记住了。

4、均；5、宫；6、调

均、宫、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后来被人搞复杂了。它和西洋乐理也有相似的地方。“均”就是“宫”，“宫”就是调号。例如，两升两降是一个宫，没有升降是一个宫。有所区别的是，我们有十二个均，也就是十二个宫；西方乐理是十五个，七声七降再加一个C。西方乐理十二个调号，有二十四个大小调；我们十二个调号，一个调号有五个调，一共六十个调。

    一宫之主称“音主”；一调之头称“调头”；“音主”改变称“旋宫”；“调头”不变调式改变称“犯调”；

“同均三宫”是黄翔鹏先生提出的著名理论，实际把事情说复杂了。越说越复杂，说了一百八十调，大家都不明白。八十年代的时候黄先生在学校办讲座，我们都在台下听。最后先生问大家明白了没有，李西安首先举手，说：“我不明白，不知别人明不明白，能不能第二天继续讲？”第二天黄先生又讲了几个钟头，很多人还是不明白。黄先生说：“以后有机会再讲吧。”

古时候真的没有这么复杂，均就是宫，用英文写就是key，“调”的对应英文是mode，仅此而已。

7、拍

先秦的时候，“拍”是动词，今天也有“拍桌子”的用法。汉代，“拍”才成为音乐术语，但时值不确定。《胡笳十八拍》中，“拍”是“段落”的意思。板不是强拍，眼也不是弱拍。强拍有三种：节拍强拍、音高强拍、音长强拍。中国传统音乐没有第一种强拍，只有第二种和第三种。

8、板（略）

9、眼（略）

10、谱（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