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慈先生访谈录

冯文慈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1926年生于天津，195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专著有《律学新说》和《(律吕精义)标点注释本》、《王光祈音乐论著选集》(合作稿)、《中外音乐交流史》、《中华文明史》中的音乐部分(合作，主要执笔)等。   

冯文慈先生是我院著名音乐学者，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刚建立的时候就参与了音乐理论系的筹建工作。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院，冯先生又亲自带头重新建立了音乐学系，并任该系系主任。对于学院来说，任老一辈音乐家里面冯先生是经历较长的一位。笔者7月21日赴和平里小区拜访了冯先生，请他就中国音乐学院及音乐学系的组建、中国占乐学院的复院以及学校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介绍。为庆贺学校四十周年校庆，冯先生最后欣然提笔写下“不惑之岁，前路修远。上下求素，天阔地宽”的四句诗文。

以下是根据对冯先生的访谈整理而成的文稿。

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建立，这任音乐界来说是一件大事，它标志着我国终于有了一所以弘扬民族音乐为目标的高等音乐学府。当时学校人才济济，延安“民族音乐五人团”(指安波、马可、关鹤童、刘炽、张鲁)中的“安、马、关”三人从全国各地调来，成为学院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一切从头做起，音乐理论系(即后来的音乐学系)也开始筹建。中国音乐学院正式建立是1964年9月，但实际上从4月开始就着手准备各系各专业的建立了。副院长关鹤童兼任音乐理论系主任，林凌风任支部书记，我担任系秘书。结合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学校的特点，音乐理论系下设了四个专业方向：音乐理论、民族音乐、音乐史和亚非拉美音乐。其中音乐理论方向主要学习音乐美学、音乐思想、马列等课程，目的是培养音乐理论研究人才和音乐事业单位党政工作人才；后来培养了不少音乐教师和文化事业干部；教师有关鹤童、李大士、冯文慈等人。民族音乐研究专业以培养中国传统音乐及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人才为目的，当时的教师有董维松、王永全、吕仲起、常维孝、等人。音乐史专业主要以中围古代、近现代音乐史为上，俞玉姿讲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李柏年讲授外国音乐史，请金文达讲授中国古代音乐史。亚非拉民族音乐专业的设立与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当时有三个世界的说法，中国与亚非拉的很多国家同属于第三世界。于是我们在很艰难的情况下组建了亚非拉音乐研究专业。这一领域在当时国内尚属空白。赵宋光、严安思担f任亚非拉美音乐研究的教师；我们请上海的沈知白来讲课；安波曾经在越南担任文化参赞，他对越南音乐有一定的了解，也请他来讲；马可出访过印尼，部分学摩去过大使馆参加过音乐活动，这些都成了我们的教学资源。音乐理论系当时人才济济，张前也是系里的教师。只可惜没过两年，到了文革正常的教学就被打断了。   

总的来说，在那个年代，在学校组建的日子里，响应周恩来总理弘扬民族音乐的号召，很多教师和学生情绪非常高涨。1965年和1966年分别招了两届学生，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成了日后音乐界的栋梁之材。

1980年，中国音乐学院复院，1981年音乐理论系也正式恢复，改称音乐学系。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学校校舍不够，图书馆资源也不够，但我们信心很大，用板房作办公室，r壁持恢复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周宗汉副主任和我一起通力合作，后来义有耿生廉、吴文光、张静蔚、陈铭道、李文珍、张鸿懿、王毓华、姚艺君等老师的加盟，音乐学系的力量壮大了，并于1987年招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这是一件很令人欣慰的事。   

    中国音乐学院最初的设想是建成一所专门从事民族音乐的学习与研究的学府。但随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外音乐的交流，以及客观环境的变化，学校的办学目标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我国音乐历史的发展来看，综合性的音乐品种有很多，如戏曲、说唱(当然也有比较纯粹的艺术，例女u古琴)等等。从横向j．来看，目前戏曲学院的只搞戏曲，音乐学院的只学音乐，这不利于彼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应加强综合音乐艺术品种的教学与研究。自五旧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方音乐交流，艺术向前发展，古老的音乐传统应该得到保护；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也不应被拒绝，歌剧等艺术也应当在音乐学院占有一席之地。一所学校只学习、研究、传承单一的、纯粹的艺术似乎不大町能，应当有开阔的视野，增设社会需求的专业。但我有一点担心：学校是否能够完全照顾到这么多的艺术品种?住条件不足的情况下，我主张抓重点，着重于发展一些最有特点和优势的专业。总之一句话：古老传统不应被忽视，新近文化不能排除。

    面对未来之路，我们应坚持不懈地探索下去。中国音乐学院有着自己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作为一名教师，在学校旧十周年校庆的时刻，仅写下几行诗文，以示祝贺：

    不惑之岁，前路修远。

    上下求索，天阔地宽。

 整理／徐天祥